在二○○六年底，我出版了《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一書。在其中，我分析一九八○至二○○四年間環境運動的發展軌跡。我的核心關切是，台灣環境運動是起源何種歷史脈絡？在威權到民主的鉅變之中，環境運動扮演了何種的角色？哪些道路可以通往環境的民主化？很明顯地，這些提問是屬於鉅觀層次的，我大致上採取了國家/社會運動的分析視野。因此，環境運動二十幾年來的驚奇歷險，被視為台灣整體社會演進的一環。在《綠色民主》之後，我深刻感受到鉅觀提問之不足，畢竟民主化以來，遍地開花的環境運動呈現出相當不同的風貌，需要採社區的、由下而上的觀點再加以補充。由於我那時在南台灣任教，我選擇觀察柴山、橋頭、林園、大寮等地作為我的研究田野。在這些社區，環境運動者所要抵抗的對象明顯有別，包括任意排放污染的工廠、被回饋金收買的地方頭人、侵佔國有土地的業者、破壞文化資產的交通建設。面對不同的敵人，在地的環境運動也分別採取了社區營造、生態解說、環境巡守、遊行抗議等不同的策略，而他們的集體努力也獲得程度不一的成果。越是根植於在地的考察，越是肯定了生態學顛撲不破的道理：多樣性不只是我們需要珍惜的狀態，也往往是事物的原本風貌。
過去幾年來，我關注地方性的環境議題，因此，對於蘇花高、中科、台塑鋼鐵、湖山水庫等全國性議題較少著墨，對於二○一○年夏天以來聲勢越來越浩大的反國光石化運動，我也只是投以同情性的關注。很高興，二○一一年寒假，謝志誠教授主動聯絡我，希望能找我合寫這部《八輕遊台灣》的歷史。我讀了他的初稿之後，是有一些基本的想法。首先，台灣社會運動的歷史書寫不應該只侷限於學術研究領域，而是更積極地與知識公眾對話。在二○○八年初，我出版過《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試圖以一位勞工領袖的個人傳記，來勾勒出解嚴後台灣工運的軌跡。我自己的的感想，撰寫這一類非學術性的著作，其實會帶來層次不同的成就感，這絕對不是出版一篇學術期刊論文所能取代的。
其次，對於社會運動而言，創造歷史固然是最首要的任務，但是書寫歷史也具有同樣的不可取代性。國光石化是大規模的填海造陸工程，包括基礎工業與工業港的設施，將摧毀珍貴的潮間帶生態（大城溼地），威脅沿海養殖業者的生計（王功蚵農），危害某種明星級的保育類動物（白海豚）。同樣的劇情元素在十年前的濱南工業區也曾出現過，亦即是台江內海、七股蚵農、黑面琵鷺。同樣地，投資預定地也分裂為對立的兩派，地方頭人帶領他們的群眾為廠商搖旗吶喊，他們的講法永遠是「繁榮地方」，反對者則是與NGO聯手共同捍衛家園。值得注意的是，在種種反國光石化運動者所提出的論述中，陳定南與宜蘭經驗是常被提到的；相對地，反濱南工業區運動的記憶是缺席的，彷彿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是不曾出現過。很明顯地，公眾的集體記憶是不容易維繫的，需要有人投入整理的工作。
我是在一九九九年二月與謝志誠教授結緣，那時我仍是在收集研究資料的博士生，請教他關於濱南案的種種問題。我非常感謝他那時所提供的協助，我後來寄一本完成的博士論文給他，此後一直到二○○九年我來到台大社會系之前，彼此都沒有再聯絡。因此，當謝志誠教授在今年初主動洽談合作事宜，我也感到很吃驚，我大膽猜想，也許他對我的印象還是停格在十幾年那位來請教濱南案點點滴滴的菜鳥。但是無論如何，我還是得感謝他的信任，讓我有可以自由發揮的文字空間。此外，我也得感謝我所訪談過的二十五位相關人士，他們提供十分珍貴的研究資料。事後回想，無論是在地或是在台北，青年或是老將，每位受訪者的參與經歷、內在信念、未來期待都是構成十分迷人的不同世界。我只能說，自己是何奇榮幸能夠窺見這樣的繽紛與斑斕。
社會運動從來就不是少數參與者的家產，寫社會運動的歷史也不是少數學者的特權，既然沒有人可以有壟斷歷史詮釋的權利，這一本書也會只是其中一種觀點。反國光石化運動已經落幕，但是記錄這段改變台灣環境史的工作才正要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