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 9 月 21 日集集發生芮氏規模 7.3 的地震，造成台灣自二次大戰後傷亡規模最大的災害，死亡 2,454 人、受傷 11,305 人，超為 5 萬棟房屋全倒，另有 5 萬多棟房屋半倒。這場地震，震出了台灣建築法規的漏洞，更震出台灣社會內高度不信任的政治社會文化現實。

921 地震 20 週年前夕，時任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執行長謝志誠接受《報橘》專訪，回顧災後協助災民重建傾倒房屋的過程。基金會資金來自民間捐款專戶，在複雜的政治口水文化中，要即時撥款協助「真正的」災民重建家園，同時保持基金會運作的透明與公正性，謝志誠說，「在施與受之間，社會信任是關鍵。」偏偏，台灣社會最缺乏的就是信任。

即使基金會最後達成零呆帳率和高度預算執行效率，但災後 20 年，從現實來看，社會不信任的政治文化環境，讓台灣公務體系在「主計治國」的泥沼中愈陷愈深難以進化，不斷挖深這個泥沼的，不是公務員、而是在政黨惡鬥與媒體惡意操作中輕易隨之起舞的公民社會。

集集大地震的社會傷口已經結痂癒合，但台灣在這樣巨大的傷口癒合後，學到了什麼？災後 20 年，我們與謝志誠一起回顧 921 重建過程的社會矛盾，或許，這是再好不過的時機讓台灣社會回頭思考，打造一個互信的民主社會文明，我們缺了什麼？又該補足什麼？

採訪／文字：《報橘》總主筆張育寧；責任編輯：詹益昀

張育寧（《報橘》總主筆張育寧，以下簡稱「張」）：你在擔任 921 災後重建基金會之前，除了在大學任教，也很積極參加社會運動；能否跟我們回顧，2000 年當時會接基金會執行長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謝志誠（921 震災重建基金會執行長謝志誠，以下簡稱「謝」）：921 基金會成立時，行政院聘請辜振甫先生擔任董事長，王金平與吳伯雄先生為副董事長，孫明賢、孫震、 陳長文、殷琪、蕭新煌、孫越等為董事， 翁岳生、 彭百顯、 廖永來、張溫鷹等為監事，依據捐助暨組織章程來看，921 基金會設定的目標是：「秉持公開與獨立自主原則，管理運用來自各界的愛心捐款。」

可是，由於沒有面對大型災難的經驗，剛成立的 921 基金會仍循著「公設財團法人」的傳統思考模式，以配合政府施政方針為運作主軸，只接受政府單位的提案，行事風格較像沉穩內斂的「夥計」，導致 2000 年 8 月 1 日監察院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第 3 屆第 37 次會議對行政院提出糾正案：「行政院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對基金之管理運用，欠缺合理有效；內政部未積極輔導與切實監督。」當時民間也對 921 基金會多所批判，指責 921 基金會「植物人化」，空有民間形式，並無太大功能。

2000 年政黨輪替，這個基金會的董監事在 2000 年 5 月 17 日召開的第一屆第三次董監事聯席會決議：「基於尊重新政府起見，全體董監事向行政院長提出總辭。」會議除通過兩項補助計畫外，其餘已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的八項計畫則予以緩議。請辭之後，民進黨政府上台，即進行改組，重新聘請董事、監事、董事長、副董事長及執行長。

2000 年 6 月 19 日 921 基金會召開改組後的董監事聯席會，聘請我擔任執行長，在此之前我加入由李遠哲院長擔任召集人的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擔任副執行長，而改組後的 921 基金會之所以會聘我擔任執行長，應該與李遠哲院長的推薦有關。

在點頭承接這個任務之前，我因為擔任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副執行長，早已進出 921 災區不計其數，在了解災情及需要解決的問題後，發自內心的責任感一直盤旋在腦海裡，那是我熟悉的場域，有跟我家鄉一樣的聲音，我深信只要有機會我應該可以過去幾年累積的歷練來把這個任務作好，我也相信這是一個可以自我磨練、精進、發揮與貢獻的機會，所以在辜振甫董事長約見並徵詢我時，我就二話不說的點頭說：「好！」